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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

三国时期的封禅是什么样的?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录图》曰：“潬々噅々，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原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担之南。”

中国封建王朝两千余年来，但凡朝代更迭、新政权建立，及新帝即位，必告拜天地，祭祀众神，求天地诸神保佑其国泰民安，更显其顺命天意，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严氏采《蜀志·先主传》中“为文曰：……。”辑为《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

此文做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丙午，意味着以刘备为中心的刘氏政治集团自汉灵帝末年起兵，历时三十五年左右，最后在东汉末年军阀林立局势中崛起并建国，与先前称帝的曹丕曹魏集团和其后称帝的孙权孙吴集团三分天下。这“使春秋以来的正统观念和正统之争沿着传统的惯性又一次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观念和争夺中。”

秦永洲在《三国时期正统观念简论》认为从秦始皇“推始五德之传”，自以为水德后，就拓延出一种新的正统价值观——自命正统。刘邦、王莽、刘秀等均步其后尘，推始五德、假造符瑞，渲染自己受命而王，自觉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东汉末，刘焉见“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领益州牧，袁术得传国玺而贸然称帝，都反映了这种正统价值观念。

三国时期的符命思想直接与先秦秦汉接轨，“殷汤有白鸠之祥，周武有赤鸟之瑞，汉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未之或有”。说明了曹操虽奠定了曹氏基业，让曹魏接过汉家正统，却没在曹氏正统的舆论上有所建树。因此，曹丕代汉前后，制造了一系列代汉的符命和图谶。例如《魏书·文帝纪》载：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於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徵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徵，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刘备自命正统的王牌是汉室帝胤，群臣劝进时围绕这一线索引证了一系列符谶。据《蜀书·先主传》载，“西南数有黄气”，“必有天子出其方”，“黄龙见武阳赤水”。“襄阳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由于汉高祖兴起于汉中，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刘备“承其下流”；孙权则称其母“梦日入怀”而生，又大肆宣传“东南有王者气”，制造了：“黄金车，班兰马，闿昌门，出天子”的童谣。

秦永洲指出魏、蜀、吴三国是自命正统，进而产生“争正统”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极大地强化、激励了国家统一意识。对于以华夷之辨为鲜明特征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正统之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赵海旺在《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的正统史观》中总结道，东晋中期史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形成了晋越魏而继汉的封建正统史观。他把这一思想在临终前写成系统的文字，即《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唐代重修《晋书》，在《习凿齿传》中对此论作了全文收录，清人严可均在《全晋文》中将其简称为《晋承汉统论》。此论通过对三国时代性质的重新判断和对司马氏与曹氏功绩和德行的两相比较，并结合以往处理正统问题的范例，重点阐述了晋继汉统的合理性。

影响晋承汉统成立的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一是魏武帝曹操的文治武功在三国时期无人可比，文帝曹丕的帝位是通过汉朝皇帝的禅让而获得的，这样看来是魏承汉统；二是晋受禅于魏，如果魏的正统不存在，那么晋的正统自然也存在问题，作为晋的臣子难道可以同意这种观点吗？

陈寿作为蜀汉的旧臣，蜀亡而入仕西晋，这样的双重身份必然使他在对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左右为难，实际上上面的两个问题也是他在著《三国志》时必然要考虑的，但他最终还是没能解决而以魏为正统。

习凿齿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否定：第一、对三国时代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否定魏的正统地位。习凿齿给三国时代定性为乱世，他以汉晋统一稳定的特点和三国时代分裂战乱的特点相较，从而否定了三国时最强大的曹魏拥有正统的合理性——曹魏处于乱世，不可与“混一宇宙，乂清四海”的汉晋相提并论，因而不把它序于帝王之列；第二、用已有的范例，证明不存在魏为正统的可能性。这种方法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判定原则，这种判定原则是依据历史上已有的法庭判决对相似的案件进行裁定。习凿齿则是以历史上已有的事实作为自己证明晋承汉统的依据。他认为共工为九州长，秦王统一华夏，都未列入正统帝王的行列，“何况暂列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第三、以司马氏与曹氏两两比较，突显晋为正，魏为篡的合理性。德行相较——曹氏篡越正统，倾覆汉室，平素无德，信义浅薄；而司马氏却是汉室忠臣，勤劳笃行。功绩相较——曹魏只是“暂列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充其量是个地方割据者罢了；而司马氏却有结束分裂统一华夏，传承汉统的丰功伟绩，历史功绩远在曹魏之上。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晋曾侍魏，而又受禅于魏，如果魏的正统不存在，晋的正统自然也存在问题的反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皇晋侍魏情况特殊，需要变通认识。习凿齿认为曹魏的君主地位并非取之有“道”，如此晋三祖臣魏自然有未尽之义。对于“君臣之节有殊”，他也作了具体解释：“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这样一来，晋三祖臣魏就被看成是司马氏实现皇统高略的特殊途径了；第二、汉魏与魏晋的两次禅让的实质完全不同于尧舜时代，并不是两次真正意义上的连续的正统的接承。对于魏文帝受禅于汉，习凿齿虽未直接说明，但在论中所用的“魏自君之道不正”，“魏武超越，志在倾主”等表达已经体现出这所谓的禅让实际上是臣子对皇位的篡夺，取之非道，更非正统；为了证明晋越魏而继承汉的正统，对于魏晋之间的禅让，习凿齿否定了其承接正统的政治意义，但在言辞有为司马氏开脱的溢美成分。

就著成实录，传信后世而言，习凿齿的安排有长处：晋越魏而继汉正统，可以交代清楚许多以魏为正统而难以书之于史的历史事实。陈寿以魏为正统，在《三国志》中写道两次政权鼎革之际，就不得不有所隐晦，即使想写出历史事实，也只能是闪烁其词，于纪和传中做不同的处理。习凿齿则能够否定甚至揭露那些禅让丑剧，反映出其背后隐藏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倾轧。

赵海旺最后指出作为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习凿齿一反前人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提出了晋承汉统的正统理论，并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虽因“尊晋”而时有溢美之辞，但终究能够做到尊重基本历史事实。

既然三国时期势力最强大的曹魏算不得正统，那么此时的正统该如何归属呢？对此，《晋书·习凿齿传》记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习凿齿以蜀为正统，得到了后世刘知几、朱熹等人的赞同。

在三国时期正统问题上，如果说按习凿齿所说曹魏不能成为正统是因为既无德又无功，那么刘备本是应刘璋的邀请入蜀帮忙抵抗张鲁，然后又调头攻打刘璋并取而代之，刘备的德又高在何处？兼之在刘备称帝后，他仅有益州一席之地，相比曹魏“暂列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其功也相差甚远。如此功德，怎能说蜀汉为正统？而习凿齿把蜀汉政权安排为正统也是有自己的目的地：从地理位置、皇室血统角度来讲，东汉、蜀汉之间的特殊关系恰好与西晋、东晋之间的关系极为相似。两汉同为刘氏政权，两晋则都是司马氏政权；东汉和西晋都是大一统王朝，蜀汉偏安于西南一隅，而东晋割据南方。这样的相似性可谓人尽皆知，因此承认了蜀汉的正统地位，也就自然实现了为东晋立正统的目的。

结合秦永洲、习凿齿的说法来看，魏、蜀、吴三国是自命正统，这个观点正确但不全面；三国为乱世，乱世中的各个政权都不能与“混一宇宙，乂清四海”的大一统政权相提并论，因而不把这些政权序于帝王之列。由此，我们认为，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国都自命正统但又没有一个是正统。

那么魏、蜀、吴三国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认为，按照习凿齿“魏自君之道不正”，“魏武超越，志在倾主”的说法，魏国可以定义为一个僭窃政权；蜀国因为刘备的宗室关系，可视为汉王朝的延续——一个汉王朝在三国时期的偏安政权；吴国则属于划地自治的军阀割据政权。

由此可见，秦汉至西晋的中国古代断代史可按习凿齿的定论，为秦、两汉、三国、西晋。而公元221年刘备即位于成都武旦成为汉王朝在三国时期的偏安政权，延续了刘氏两汉四百余年的封建统治。对于蜀汉政权统治期间，蜀地的政治制度、存世典籍等研究则可适当地从其对东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与改革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