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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李军,在北京做代驾司机3年了。

每当夜幕降临,李军总会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商圈,为聚餐饮酒的朋友提供代驾服务。

做代驾时间久了,李军经常会遇到熟客,老杨便是其中一位。老杨是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经常在北京市丽都饭店附近招待客户。老杨一般都是喝得微醉上车,有他在车上从不缺话题,久而久之,李军和老杨慢慢成了朋友。

最近两年,老杨叫车的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以前,老杨一周也就一两次叫车,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和李军见上两三次,而这还是在提前预约,并且李军也有空的情况下。

李军和老杨聊天,问他,一个星期叫几次代驾,是因为生意越来越好了吗?老杨摇摇头,“真的不敢酒后驾驶了”。

老杨家离颐和园不算远,他自认为从颐和园到家的那段路比较“偏僻”,一般不会遇到交警查酒驾。“以前要是在颐和园附近谈生意,喝点酒只要不醉,我还真就自己开车回家了。现在,就算是15分钟的车程也要找代驾”。

老杨的变化,在于他的一次经历。去年,老杨在他居住的小区附近遇到了交警查酒驾。“谁会想到交警会来这么偏的地方查。幸亏那天飞机晚点,我直接回家了,要不然,后果有点糟糕。”老杨还是摇着头,继而又用调侃的语气对李军说,“所以我们俩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李军相信老杨的说法,一来,老杨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这么两句话——“酒后驾车——危险”“又进去一个不怕死的,看来还是得抓,抓得越严,敢顶风作案的越少”。二来,李军发现,这几年,像老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一般而言,每天19时30分至22时30分是代驾高峰期。“收费主要与路程远近、用车时段有关,22时前起步费35元,24时后起步费就是95元了。超过10公里,每10公里还要增加25元。”李军说,在代驾司机的每一笔收入中,平台都要收取20%作为信息沟通服务费。“我每天19时开工,一直做到凌晨3时,实际开车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单、与伙伴们聊聊天,强度不算大,一个月也能赚8000元到1.2万元”。

李军说,自己的收入比原来高了,生意比以前好了,足以说明大家都认同“酒后不开车”。

余建与李军有着同样的体会。

余建说自己是代驾行里的老辈,从2010年开始从事代驾工作。他清晰记得从业之初这个行业的状况:“生意很少,大多数人都只是兼职干。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酒店、KTV门口等着,或者跟酒店合作,他们给我们拉客户,我们给酒店提成。”

“那时候,代驾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推广,代驾行业也没有形成规模。大部分都是几个人一凑,就组成了一个代驾公司,很不规范。”余建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那时候,大家觉得酒后开车不是什么大事。”

余建对两次世界杯期间的生意行情记忆深刻。他告诉记者,世界杯期间,夜里喝酒看球的人不少。按理说,喝了酒应该找代驾,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即便是在半决赛环节以后,他每晚最多只能接到两三单活儿。2014年世界杯期间的生意就不同了,业务量几乎翻倍,每晚都有六七单。

在老杨的印象中,大概也是在2014年前后,身边的“酒肉朋友”渐渐对酒驾有了“芥蒂”,“那之前,只要能走道,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回家,身边也就那么几个朋友酒后从来不开车的”。

在代驾司机李军等人看来,这些变化与近几年治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严格执法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算是亲历者,亲眼见过不少醉驾司机,也对严格执法的效果看得很清楚。”李军说。

余建向记者回忆说,他在酒吧门口趴活时,曾有试图酒驾回家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不在乎被查处,关键是酒后驾车遇到交警的概率也很低”。“在很多司机的潜意识里,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惩罚力度不够,而是被惩罚的概率太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当务之急是提高对酒后驾车的执法检查力度。对于酒后驾车,即使不能做到‘必然被发现’,也要力争做到‘极可能被发现’,而不是‘偶尔被发现’。”余建说,这几年的事实说明,酒驾“极有可能被发现”已成为现实。

也是在2015年之后,李军不止一次遇到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事。“一家三口晚上九点多叫的代驾,后来聊开了才知道因为丈夫喝了半杯啤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叫代驾的,会被认为‘花冤枉钱’。”李军说,他至今记得那名喝了半杯啤酒丈夫说的话,“他说‘我知道半杯啤酒对我来说跟喝白水没什么区别,但现在到处都是查酒驾的,停牌扣分不是什么小事,尤其是醉酒驾驶需要面临15天拘留,一关就是15天,瞒谁都瞒不过去,忒丢人。再说,上班的人缺勤15天绝对是大事,说不定工作都没了。就算是自己做生意,消失15天也说不定错失多少机会、蒙受多大损失呢’”。

几年下来,李军跟各种各样的车主打交道,越发感觉“客人对酒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是怕被查,现在是主动避免,代驾员自然单量越接越多,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基本上一个单刚结束,下个单就来了。”李军说,当初公司平台的代驾只有2500多人,现在达到两万人。即便如此,高峰期要加价才能叫到代驾,“从这一点看,杜绝酒驾的意识的确是增强了。”

□　记者手记

2013年以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交规出台后,代驾的需求量猛增。每当夜幕降临,很多像李军这样的代驾司机活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全职,也有兼职。他们大多骑着电动滑板车或是折叠自行车,代驾时就把车收起来放入客人汽车的后备厢。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代驾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经历了缓慢初创期,如今的代驾行业已进入了成长期。在“醉驾入刑”和酒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酒后找代驾”很快成为一种消费习惯。

2016年至今,代驾服务需求和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去年,全国代驾行业的总订单已超过2.53亿单,总产值达154亿元。

上述“白皮书”显示,酒后代驾仍是用户最大的使用场景,占比为97.8%。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代驾行业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据推算,代驾行业去年减少因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350万起,使83万人免受刑法制裁,减少财产损失462亿元。

代驾行业的快速发展无疑说明了治理酒驾取得的成效,说明公民守法意识的提升。

代驾能创造这么多“红利”,主要是因为“醉驾入刑”以及各地交警部门的严格执法,倒逼很多人养成了“酒后找代驾”的习惯。

“醉驾入刑”带动中国酒后驾驶问题发生巨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247万余起,酒驾、醉驾已得到有效遏制。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较法律实施前5年相比分别下降18%、18.3%,“喝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已成共识。“醉驾入刑”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